王艮
王艮(1483~1541),明代哲学家,生于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(1483年7月20日)。卒于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八日(1541年1月2日)。泰州安丰场(今江苏东台)人,人称王泰州。起初投入王守仁门下只为求生,后经王守仁点化转而治学,并创立传承阳明心学的泰州学派。初名银,王守仁替他改名为艮,字汝止,号心斋。王艮一生以布衣传道,终身不仕。嘉靖八年(1529年,王艮47岁)和十六年(1537年,王艮55岁)两位朝廷高官分别推荐王艮入朝做官,都被王艮婉言谢绝。 先世原居苏州,后落户于泰州安丰场,以烧盐为生,始祖名王伯寿。王艮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九年(1483),为“灶丁”(烧盐的苦力)阶级,世代为灶户,“七岁受书乡塾,贫不能竟学”,十一岁时家贫辍学,随父兄淋盐。十九岁时随父王守庵经商至山东,在山东拜谒孔庙时,得到很大启发,认为“夫子亦人也,我亦人也,圣人者可学而至也”。于是日诵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,置书于袖中,逢人质难,久而信口谈解,如或启之”,在十多年的自学中,一方面不耻下问,一方面“不泥传注”,强调个人心得。因善经营,“自是家道日裕”,成为富户。

王艮在家境贫困的情况下(11岁起就因家贫辍学),忍饥挨饿,踏实地劳动,操持家务和在盐场烧盐,从小就是一个胸怀大志、自立有为的强者。

 

王艮在生活道路的探索中,曾从事过学医和行医活动,想通过医道来谋求生活之路和医治社会,虽有所成就,但他终究没有把它作为终身职业。他及时调整、改变了自己的谋生轨迹,掌握了生活的主动,把事业的坐标无悔无二地定在“做学问”的事业上。

 

王艮从19岁起随父王守庵从水路、陆路三次(19岁、23岁、25岁)或更多次地贩盐到山东出售,由于他善经营、懂管理、会理财,“措置得宜”,“自是家道日裕”,成为海滨地区颇有财气的富户,这就为他日后脱离劳动、专心致志地从事学习和传道打下了经济基础。

 

王艮本为一个粗识字的灶丁,在19岁以后开始读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。在文化基础极差、居所又偏处在海滨辟地、且无名师指点的困难条件下,发愤刻苦自学,“默坐体道”、“闭关静思”。这样的苦心孤诣,踽踽独行的刻苦学习精神,是奇突而又感人的。毫不夸张地说,王艮是一位非常出色的“自学成才”者。

 

王艮不仅刻苦自学,而且虚心尊师求教。开始时他置书怀中,以途人为师,“逢人质义”。但他并不故步自封,满足于一己之得和“道听途说”。他在38岁时听到塾师黄文刚(江西吉安人)说他的学术观点,绝类江西巡抚王守仁。好学心切、求知若渴的王艮,立即冲破家庭的重重阻力,不远千里,趋舟江西,执弟子礼拜见王守仁。在从学王门期间,既“反复推难、曲尽端委”,又“不拘泥传注”、“因循师说”,而是坚持独立思考,有疑即问、即辩。他不仅在从学期间尊师好学,“侍(候)朝夕”,而且在王守仁去世后,还“迎丧桐庐,约同志经理其家”,“往会稽会葬”,并照料其后人。这样的矢志不渝、尊师重道的品德,是值得后人学习的。

 

王艮在讲学传道时,别出心裁、想象异乎常人地采用一些“法门”:如或按《礼经》制着深衣、戴五常冠、执笏板、乘蒲轮车,“行则规园方矩,坐则焚香默识”;或在门前张贴“招生广告”,谓,“此道贯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,不以老幼贵贱贤愚,有志愿学者,传之”。这种使“乡人始而骇”的方法,却收到了“渐而信,久而浸与俱化”的效果。

 

王艮不仅在家乡开门授徒,而且“周流天下”。他除“入山林求会隐逸,过市井启发愚蒙,沿途聚讲,直抵京师(北京)”外,还先后在南京、广德、孝丰、会稽、泰州等地讲学和在其乡间(安丰场)构筑“东淘精舍”授徒。传授的对象:“上至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,下逮士庶樵陶农吏,几无辈无之”,但主要对象为下层社会被压迫的劳动人民(灶丁、佣工、农夫、商贩、渔民以及僧道徒众等)。其中不少人在学术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。

 

王艮一生以布衣传道,终身不仕。嘉靖八年(1529年,王艮47岁)和十六年(1537年,王艮55岁)两位朝廷高官分别推荐王艮入朝做官,都被王艮婉言谢绝。“郡守召”亦“辞`以疾”。王艮对当时的统治者表白说:“使仆父子安乐于治下,仍与二三子讲明此学,所谓师道立,则善人多,善人多,则朝廷正,而天下治矣”。他不仅终身不仕,而且还教五个儿子“皆令志学,不事举子业”。

 

学术思想

王艮创立的学派,因地而名,称“泰州学派”。地以人闻,“派”以地名,这是人杰地灵、人地底蕴深厚的体现。

 

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,一生勤勉,学而不厌,诲人不倦,他的学识博大渊深、包涵很广,在哲学、伦理、社会政治以及教育、文化等方面,都有丰富详实的论述,构成了泰州学派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特色。王艮与泰州学派的主要思想观点,具体如下:

 

王艮的“百姓日用是道“,“百姓日用之学”,是王艮思想的闪光点和泰州学派思想的主旨和重要的进步命题,具有鲜明的人民性。

 

“百姓日用”一词,在古代儒家虽然提出过,但被“大儒们”说成百姓是不知道“用”的。《易·系辞》云: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……仁者见之谓之仁,智者见之谓之智,百姓日用而不知,故君子之道鲜矣”。这就是说:道,只有天生的君子、圣人甚至“神”,才可以认识它、掌握它、运用它,凡夫俗子——百姓,是绝不可能知道“道”的。王艮一反经典的传统和说教,匠心独具地认为:“百姓日用即道”,“愚夫愚妇”都“能知能行”。他具体地形容“僮仆之往来,视听持行,泛应动作,不假安排”就是“道”,此乃“即事是学,即事是道”。他还把“百姓”和“圣人”放在等同的地位,说:“百姓日用条理处,即是圣人之条理处”,“圣人之道,无异于百姓日用,凡有异者,皆谓之异端”。这样,“百姓日用”就成了检验是“道”还\是“异端”的标准。他还这样说:“满街都是圣人”,“人人君子”,“与途人一,圣人与凡人一”,“圣人不曾高,众人不曾低”,“庶人非下,侯王非高”。

 

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之说,始见于《礼记·大学》。前人说“格物”就是“穷理”,也有人说“格物”就是“格心”。他们分别说,“通过格物的方法,达到穷理的目的”;“格物者,格其心也。正其心者,正其物之心也”。王艮对于“格物”,却与上述不同,他有自己的独特的见解。他创立了自己的“格物说”,因泰州地处淮南,故明末清初硕儒黄宗羲(1610-1695),字太冲,号梨洲,浙江余姚人,著《明儒学案》62卷>,一生著作多达60余种)称王艮的格物说为“淮南格物”。王艮对“格物”是怎么说的呢?他说:“格物致知四字本旨,二千年来未有定论”。他认为“格,如格式之格,即后挈矩之谓”。“挈矩”,意为度量。他说:“吾身是个矩,天下国家是个方”。“挈矩,则知方之不正,由矩之不正也”。这就是说:“身是本,天下国家是末”,“格物”必先“正已”,“本治而末治,正已而物正”。王艮的这番话,明白地指出“正人必先正已”。

 

“正已”就是“正身”。正身应人人平等,包括统治阶级在内,概莫能外。这样的观点,与那些满清统治者只要平民百姓“正心”,而他们却可以为所欲为的观点有天渊之别。王艮的这种尊重人、重视人的价值观的思想观点,正是平民哲学、布衣学者恰好的表现,维护百姓利益的“绝唱”。

 

王艮主张尊身、安身、保身、爱身。他说:要“以身为本”,“修身立本”,“立本安身”,“明哲保身”,“身尊则道尊”。王艮的这些观点,是他的“淮南格物”论的延伸,都是“以身为本”思想的体现。黄宗羲以为王艮的“安身”说,不免开了“临难苟免”之嫌。王艮果然是一位“贪生求安”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么?在社会政治极端黑暗的明代中后期,王艮目睹权臣奸宦对上层官吏动辄杀头、剥皮、廷杖、充军种种可怖景象(对下层官吏和平民百姓那就更加残暴了)。他提出的明哲保身以及出、处、进、退、隐、见等策略,形似消极,实质是以退自保、以退求进的一种手法,是非常明智的,是一种反映社会悲剧矛盾(既有变革因素而其因素又不成熟),有志改革者寻求政治解脱或出路的呐喊和辩解。

 

王艮对于社会政治类型作出“三种景象”的区分,即羲皇景象、三代景象、五伯(霸)景象。

 

他十分憧憬、向往“羲皇”、“三代”圣世,深恶痛绝“五伯”社会。锋芒所指,不言自明,矛头直指当时的专制社会。他在《王道论》里这样描绘当时的社会:“今天下田制不定,而游民众多,制用无节而风俗奢靡。所谓一人耕之,十人从而食之。一人蚕之,百人从而衣之。欲民无饥寒,不可得也。饥寒切身,而欲民之不为非,不可得也”。他明确地主张:重德轻刑,施行仁政;予民教养,让民参政;均分土地,使民乐业。他说:“为人君者体天地好生之心,布先王仁民之政”。“盖刑以弼教,不得已而后用之”。“刑因恶而用,恶因无教养而生,苟养之有道,教之有方,则衣食足而礼义兴,民自无恶矣,刑将安施乎”?为济困扶贫,共同求富,王艮还在垂暮之年(逝世前两年),亲自起草《均分草荡议》并带头践议,将多余的草荡无偿划分给贫民。这样的具有反封建独占的平均主义、小私有观点和行动,在“田连阡陌”、“一人口插几张匙”的封建地主眼里,把它视为“异教旁门”、大逆不道,而广大劳苦大众则是衷心地拥护和爱戴他的。

 

王艮的“以孝弟为本”的“孝悌观”,既继承了中国相传数千年优良传统,又突破了“五经传注”的伦理传统,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。

 

王艮自称学的是“总经”(“五经”乃中国传统的经典,“总经”却人所未闻)。这就是说,他学的东西为人所未学,他有一套自己的主见。他说:“盖闻天地之道,先以化生,后以形生。化生者,天地,即父母也;形生者,父母,即天地也。是故仁人孝子,事亲如事天,事天如事亲,其义一也”。又说:“事亲从兄,本有其则,孝悌其心,其理自识”。在这里,王艮把事亲和从兄提到了很高的高度。他认为大家对父母孝、对兄长悌,犯上作乱的人就没有了,社会就安定.了。但王艮主张的“孝”和“悌”,不是绝对盲从,而是坚持独立思考,有所选择。他说:“父兄所为,不可不识;父兄所命,不可不择”。这就是说:对的,当然要尊敬从命;不对的,怎么办呢?他说:“所为未是,不可姑息”;“所命未善,反复思绎”。这些都说明王艮不仅能真心诚意地事奉他的父兄,但绝不是“愚孝”、“盲从”,而且能做到抵制和纠正他们的一些错误的东西。因此说,王艮的“孝悌观”和传统的“孝”和“悌”是有原则区别的。

 

在教育思想方面。王艮的“有教无类”的教育学风以及“学而不厌,诲人不倦”的学习和教学态度,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。

 

评价

独领一代思想领袖风骚、占中国哲学史一席之地的王艮及其所创的泰州学派,自形成至今,人们对它的评说仁智互见,褒贬不一。撮其要者:

 

《明史·儒林传·王艮》中说:“王氏(指王守仁)弟子遍天下,率都爵位有气势。(王)艮以布衣抗其间,声名反出诸弟子上”。

 

王艮的再传弟子李贽(李为王艮的仲子王襞的门生)在《续藏书·王心斋公艮传》说:王艮“晚作格物要旨、勉仁诸篇,或百世不可易也”。又在《为黄安二上人大孝文》中说:“盖心斋(王艮)真英雄也,故其徒亦英雄也……一代高似一代”。

 

硕儒黄宗羲在其巨著《明儒学案》中说:“阳明先生之学,有泰州(指王艮)、龙溪(指王畿)而风行天下……泰州以后,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……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……诸公掀翻天地,前不见有古人,后不见有来者。”黄宗羲对王艮虽作了若干肯定,但出于与泰州学派观点上的差异,以及对王(守仁)学的“修正”(王主“心”,黄主“气”,但黄又认为“心即气”,因而有人谓黄为王学的“修正派”),他不仅不无偏见地在撰著《泰州学案》时,并非疏忽地只字不提几乎与他同时代、轰动全国朝野的“异端”人物李贽(李1602年弃世,黄1610年出生),更谈不上提及泰州学派晚期(李贽的弟子、再弟子)进步、革新人物汤显祖袁宏道、徐光启等,而且攻击谩骂泰州学派传人为“小人之无忌惮”者。

 

史学家翦伯赞(1898-1968)在《中国史纲要》中说:“以王艮……等为代表的王学左派,不仅对程朱理学更加反对,而且对君主专制政体和封建理教也给予尖锐的抨击……他的学说……甚至被统治者目为‘异端之尤’。”

 

史学家白寿彝(?-2000)在《中国通史》中说:王艮“创建的泰州学派,是我国学术史上第一个具有早期启蒙色彩的学派”。“他所创建的富有平民色彩的理论,虽不能摧垮专制的封建统治,亦无力冲决封建伦理纲常的藩篱,但是他的闪烁着启蒙色彩的理论,他以‘万世师’自命的‘狂者’风格和鼓动家、传道者的热忱,以及从事平民教育、传道讲学而终身不入仕途的‘气骨’,却深得下层百姓的拥护,而且成为泰州学派的思想传统”。

 

史学、思想、教育家侯外庐(1903-1987)在《中国思想通史》中说:王艮“这种学说在下层社会广泛传播,其学说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被压迫、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是非常明显的。”又在《中国思想史纲》中说:“泰州学派是中国封建制社会后期的第一启蒙学派。”

 

史学、哲学家任继愈在《中国哲学史》中说:“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……沿着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向更彻底的方向发展……它的社会作用是消极的”。他“使王守仁一派学说在下层人民中得到传播,为统治阶级在劳动人民中起了麻痹的教育作用”。“王艮出身于劳动人民,他……明确地站到大地主阶级立场上去了”。“王艮这样的阶级调和论……只能是瓦解人民的革命斗志,方便大官僚地主阶级”。“王艮的学说,……不触动封建主义一根毫毛,……没有任何进步意义”。“王艮他们这伙人,……背叛了自己的阶级,是明朝中叶的一个‘武训’”。“泰州学派……他们的哲学思想,本质上是反动的”。

 

哲学家杨荣国(1907-1978)在《简明中国哲学史》中说:“王艮思想有接近劳动人民的一面,他反映出广大农民和小生产者的若干愿望和利益,但是有严重的弱点,就是对统治阶级仍然存在幻想,宣扬阶级调和论的观点。……因此,不管他主观愿望如何,客观上是起到麻痹劳动人民革命斗志的作用”。

 

哲学家张岱年在《中国哲学史纲》中说:“王艮的门人所谓泰州学派,尤勇于任事,依其良知,敢作敢为。此派流弊则是狂放空疏。一切都不研究,只凭意见。这些王学左派又多好禅学,结果流为狂禅。但是,张岱年近年在《王艮与泰州学派·序》中说:“泰州学派是明代后期的一个独特学派。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出身平民,是一个平民思想家”。

 

哲学家汪奠基在《中国逻辑思想史》中说:“李贽和王艮都是所谓‘王学’的左派。他们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反对盲目‘愿学孔子而不问是非’的虚伪传统,认为‘百姓日用即道’,真理就在现实生活的认识中”。

 

哲学家肖父、李锦全主编的《中国哲学史》中认为:泰州学派“闪烁着主体功能性的思想光辉”。

 

哲学家黄宣民在《王艮与泰州学派·序》中说:“泰州学派是明代中叶崛起于民间的一个儒学派别。”有人称之为王学左派,也有人称之为民间儒学派,我们称之为平民儒学派。它的创始人王艮,“由一个识字不多的灶丁,终于成为著名的泰州学派的开山祖,这不单在当时儒林中独树一帜,即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。”

 

历史已经迈进思想无比活跃、科学文化无比昌盛的二十一世纪,对于王艮与泰州学派,应从实际出发,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,公正、公平、公允地给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。

 

王艮出身贫苦劳动人民,他终身布衣不仕,始终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,他是与下层劳动人民群众同呼吸、共命运的;他的学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被压迫、被剥削阶级的利益,具有反封建专制、反封建道德传统、反正宗圣教的战斗精神和人民性;在王艮的学说中,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不完全成熟的社会平等、个人自由、个性解放等思想主张。王艮是我国“早期启蒙思潮的先驱者”;泰州学派“是中国封建制社会后期的第一个启蒙学派”。王艮与泰州学派的这种思想特征,对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,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影响。鸦片战争以后的洋务运动、维新运动、改良运动,也不无受到泰州学派思想的影响。

 

当然,由于时代、阶级以及认识等方面的局限性,王艮与泰州学派也存在一些弱点和缺陷,如对封建专制认识和斗争的不彻底性、对传统圣学的妥协、对社会活动和斗争方式方法上的“怪异”等,但是,“瑕不掩瑜”,王艮与泰州学派的光彩是永照人间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