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艮在家境贫困的情况下（11岁起就因家贫辍学），忍饥挨饿，踏实地劳动，操持家务和在盐场烧盐，从小就是一个胸怀大志、自立有为的强者。

王艮在生活道路的探索中，曾从事过学医和行医活动，想通过医道来谋求生活之路和医治社会，虽有所成就，但他终究没有把它作为终身职业。他及时调整、改变了自己的谋生轨迹，掌握了生活的主动，把事业的坐标无悔无二地定在“做学问”的事业上。

王艮从19岁起随父王守庵从水路、陆路三次（19岁、23岁、25岁）或更多次地贩盐到山东出售，由于他善经营、懂管理、会理财，“措置得宜”，“自是家道日裕”，成为海滨地区颇有财气的富户，这就为他日后脱离劳动、专心致志地从事学习和传道打下了经济基础。

王艮本为一个粗识字的灶丁，在19岁以后开始读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。在文化基础极差、居所又偏处在海滨辟地、且无名师指点的困难条件下，发愤刻苦自学，“默坐体道”、“闭关静思”。这样的苦心孤诣，踽踽独行的刻苦学习精神，是奇突而又感人的。毫不夸张地说，王艮是一位非常出色的“自学成才”者。

王艮不仅刻苦自学，而且虚心尊师求教。开始时他置书怀中，以途人为师，“逢人质义”。但他并不故步自封，满足于一己之得和“道听途说”。他在38岁时听到塾师黄文刚（江西吉安人）说他的学术观点，绝类江西巡抚王守仁。好学心切、求知若渴的王艮，立即冲破家庭的重重阻力，不远千里，趋舟江西，执弟子礼拜见王守仁。在从学王门期间，既“反复推难、曲尽端委”，又“不拘泥传注”、“因循师说”，而是坚持独立思考，有疑即问、即辩。他不仅在从学期间尊师好学，“侍（候）朝夕”，而且在王守仁去世后，还“迎丧桐庐，约同志经理其家”，“往会稽会葬”，并照料其后人。这样的矢志不渝、尊师重道的品德，是值得后人学习的。

王艮在讲学传道时，别出心裁、想象异乎常人地采用一些“法门”：如或按《礼经》制着深衣、戴五常冠、执笏板、乘蒲轮车,“行则规园方矩,坐则焚香默识”；或在门前张贴“招生广告”，谓，“此道贯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，不以老幼贵贱贤愚，有志愿学者，传之”。这种使“乡人始而骇”的方法，却收到了“渐而信，久而浸与俱化”的效果。

王艮不仅在家乡开门授徒，而且“周流天下”。他除“入山林求会隐逸，过市井启发愚蒙，沿途聚讲，直抵京师（北京）”外，还先后在南京、广德、孝丰、会稽、泰州等地讲学和在其乡间（安丰场）构筑“东淘精舍”授徒。传授的对象：“上至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，下逮士庶樵陶农吏，几无辈无之”，但主要对象为下层社会被压迫的劳动人民（灶丁、佣工、农夫、商贩、渔民以及僧道徒众等）。其中不少人在学术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。

王艮一生以布衣传道，终身不仕。嘉靖八年（1529年，王艮47岁）和十六年（1537年，王艮55岁）两位朝廷高官分别推荐王艮入朝做官，都被王艮婉言谢绝。“郡守召”亦“辞`以疾”。王艮对当时的统治者表白说：“使仆父子安乐于治下，仍与二三子讲明此学，所谓师道立，则善人多，善人多，则朝廷正，而天下治矣”。他不仅终身不仕，而且还教五个儿子“皆令志学，不事举子业”。

学术思想

王艮创立的学派，因地而名，称“泰州学派”。地以人闻，“派”以地名，这是人杰地灵、人地底蕴深厚的体现。

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，一生勤勉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，他的学识博大渊深、包涵很广，在哲学、伦理、社会政治以及教育、文化等方面，都有丰富详实的论述，构成了泰州学派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特色。王艮与泰州学派的主要思想观点，具体如下：

王艮的“百姓日用是道“，“百姓日用之学”，是王艮思想的闪光点和泰州学派思想的主旨和重要的进步命题，具有鲜明的人民性。

“百姓日用”一词，在古代儒家虽然提出过，但被“大儒们”说成百姓是不知道“用”的。《易·系辞》云：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……仁者见之谓之仁，智者见之谓之智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鲜矣”。这就是说：道，只有天生的君子、圣人甚至“神”，才可以认识它、掌握它、运用它，凡夫俗子——百姓，是绝不可能知道“道”的。王艮一反经典的传统和说教，匠心独具地认为：“百姓日用即道”，“愚夫愚妇”都“能知能行”。他具体地形容“僮仆之往来，视听持行，泛应动作，不假安排”就是“道”，此乃“即事是学，即事是道”。他还把“百姓”和“圣人”放在等同的地位，说：“百姓日用条理处，即是圣人之条理处”，“圣人之道，无异于百姓日用，凡有异者，皆谓之异端”。这样，“百姓日用”就成了检验是“道”还\是“异端”的标准。他还这样说：“满街都是圣人”，“人人君子”，“尧舜与途人一，圣人与凡人一”，“圣人不曾高，众人不曾低”，“庶人非下，侯王非高”。

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之说，始见于《礼记·大学》。前人说“格物”就是“穷理”，也有人说“格物”就是“格心”。他们分别说，“通过格物的方法，达到穷理的目的”；“格物者，格其心也。正其心者，正其物之心也”。王艮对于“格物”，却与上述不同，他有自己的独特的见解。他创立了自己的“格物说”，因泰州地处淮南，故明末清初硕儒黄宗羲（1610-1695)，字太冲，号梨洲，浙江余姚人，著《明儒学案》62卷>，一生著作多达60余种）称王艮的格物说为“淮南格物”。王艮对“格物”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：“格物致知四字本旨，二千年来未有定论”。他认为“格，如格式之格，即后挈矩之谓”。“挈矩”，意为度量。他说：“吾身是个矩，天下国家是个方”。“挈矩，则知方之不正，由矩之不正也”。这就是说：“身是本，天下国家是末”，“格物”必先“正已”，“本治而末治，正已而物正”。王艮的这番话，明白地指出“正人必先正已”。

“正已”就是“正身”。正身应人人平等，包括统治阶级在内，概莫能外。这样的观点，与那些满清统治者只要平民百姓“正心”，而他们却可以为所欲为的观点有天渊之别。王艮的这种尊重人、重视人的价值观的思想观点，正是平民哲学、布衣学者恰好的表现，维护百姓利益的“绝唱”。

王艮主张尊身、安身、保身、爱身。他说：要“以身为本”，“修身立本”，“立本安身”，“明哲保身”，“身尊则道尊”。王艮的这些观点，是他的“淮南格物”论的延伸，都是“以身为本”思想的体现。黄宗羲以为王艮的“安身”说，不免开了“临难苟免”之嫌。王艮果然是一位“贪生求安”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么？在社会政治极端黑暗的明代中后期，王艮目睹权臣奸宦对上层官吏动辄杀头、剥皮、廷杖、充军种种可怖景象（对下层官吏和平民百姓那就更加残暴了）。他提出的明哲保身以及出、处、进、退、隐、见等策略，形似消极，实质是以退自保、以退求进的一种手法，是非常明智的，是一种反映社会悲剧矛盾（既有变革因素而其因素又不成熟），有志改革者寻求政治解脱或出路的呐喊和辩解。

王艮对于社会政治类型作出“三种景象”的区分，即羲皇景象、三代景象、五伯（霸）景象。

他十分憧憬、向往“羲皇”、“三代”圣世，深恶痛绝“五伯”社会。锋芒所指，不言自明，矛头直指当时的专制社会。他在《王道论》里这样描绘当时的社会：“今天下田制不定，而游民众多，制用无节而风俗奢靡。所谓一人耕之，十人从而食之。一人蚕之，百人从而衣之。欲民无饥寒，不可得也。饥寒切身，而欲民之不为非，不可得也”。他明确地主张：重德轻刑，施行仁政；予民教养，让民参政；均分土地，使民乐业。他说：“为人君者体天地好生之心，布先王仁民之政”。“盖刑以弼教，不得已而后用之”。“刑因恶而用，恶因无教养而生，苟养之有道，教之有方，则衣食足而礼义兴，民自无恶矣，刑将安施乎”？为济困扶贫，共同求富，王艮还在垂暮之年（逝世前两年），亲自起草《均分草荡议》并带头践议，将多余的草荡无偿划分给贫民。这样的具有反封建独占的平均主义、小私有观点和行动，在“田连阡陌”、“一人口插几张匙”的封建地主眼里，把它视为“异教旁门”、大逆不道，而广大劳苦大众则是衷心地拥护和爱戴他的。

王艮的“以孝弟为本”的“孝悌观”，既继承了中国相传数千年优良传统，又突破了“五经传注”的伦理传统，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。

王艮自称学的是“总经”（“五经”乃中国传统的经典，“总经”却人所未闻）。这就是说，他学的东西为人所未学，他有一套自己的主见。他说：“盖闻天地之道，先以化生，后以形生。化生者，天地，即父母也；形生者，父母，即天地也。是故仁人孝子，事亲如事天，事天如事亲，其义一也”。又说：“事亲从兄，本有其则，孝悌其心，其理自识”。在这里，王艮把事亲和从兄提到了很高的高度。他认为大家对父母孝、对兄长悌，犯上作乱的人就没有了，社会就安定.了。但王艮主张的“孝”和“悌”，不是绝对盲从，而是坚持独立思考，有所选择。他说：“父兄所为，不可不识；父兄所命，不可不择”。这就是说：对的，当然要尊敬从命；不对的，怎么办呢？他说：“所为未是，不可姑息”；“所命未善，反复思绎”。这些都说明王艮不仅能真心诚意地事奉他的父兄，但绝不是“愚孝”、“盲从”，而且能做到抵制和纠正他们的一些错误的东西。因此说，王艮的“孝悌观”和传统的“孝”和“悌”是有原则区别的。

在教育思想方面。王艮的“有教无类”的教育学风以及“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”的学习和教学态度，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。

评价

独领一代思想领袖风骚、占中国哲学史一席之地的王艮及其所创的泰州学派，自形成至今，人们对它的评说仁智互见，褒贬不一。撮其要者：

《明史·儒林传·王艮》中说：“王氏（指王守仁）弟子遍天下，率都爵位有气势。（王）艮以布衣抗其间，声名反出诸弟子上”。

王艮的再传弟子李贽（李为王艮的仲子王襞的门生）在《续藏书·王心斋公艮传》说：王艮“晚作格物要旨、勉仁诸篇，或百世不可易也”。又在《为黄安二上人大孝文》中说：“盖心斋（王艮）真英雄也，故其徒亦英雄也……一代高似一代”。

硕儒黄宗羲在其巨著《明儒学案》中说：“阳明先生之学，有泰州（指王艮）、龙溪（指王畿）而风行天下……泰州以后，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……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……诸公掀翻天地，前不见有古人，后不见有来者。”黄宗羲对王艮虽作了若干肯定，但出于与泰州学派观点上的差异，以及对王（守仁）学的“修正”（王主“心”，黄主“气”，但黄又认为“心即气”，因而有人谓黄为王学的“修正派”），他不仅不无偏见地在撰著《泰州学案》时，并非疏忽地只字不提几乎与他同时代、轰动全国朝野的“异端”人物李贽（李1602年弃世，黄1610年出生），更谈不上提及泰州学派晚期（李贽的弟子、再弟子）进步、革新人物汤显祖、袁宏道、徐光启等，而且攻击谩骂泰州学派传人为“小人之无忌惮”者。

史学家翦伯赞（1898-1968）在《中国史纲要》中说：“以王艮……等为代表的王学左派，不仅对程朱理学更加反对，而且对君主专制政体和封建理教也给予尖锐的抨击……他的学说……甚至被统治者目为‘异端之尤’。”

史学家白寿彝（？-2000）在《中国通史》中说：王艮“创建的泰州学派，是我国学术史上第一个具有早期启蒙色彩的学派”。“他所创建的富有平民色彩的理论，虽不能摧垮专制的封建统治，亦无力冲决封建伦理纲常的藩篱，但是他的闪烁着启蒙色彩的理论，他以‘万世师’自命的‘狂者’风格和鼓动家、传道者的热忱，以及从事平民教育、传道讲学而终身不入仕途的‘气骨’，却深得下层百姓的拥护，而且成为泰州学派的思想传统”。

史学、思想、教育家侯外庐（1903-1987）在《中国思想通史》中说：王艮“这种学说在下层社会广泛传播，其学说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被压迫、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是非常明显的。”又在《中国思想史纲》中说：“泰州学派是中国封建制社会后期的第一启蒙学派。”

史学、哲学家任继愈在《中国哲学史》中说：“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……沿着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向更彻底的方向发展……它的社会作用是消极的”。他“使王守仁一派学说在下层人民中得到传播，为统治阶级在劳动人民中起了麻痹的教育作用”。“王艮出身于劳动人民，他……明确地站到大地主阶级立场上去了”。“王艮这样的阶级调和论……只能是瓦解人民的革命斗志，方便大官僚地主阶级”。“王艮的学说，……不触动封建主义一根毫毛，……没有任何进步意义”。“王艮他们这伙人，……背叛了自己的阶级，是明朝中叶的一个‘武训’”。“泰州学派……他们的哲学思想，本质上是反动的”。

哲学家杨荣国（1907-1978）在《简明中国哲学史》中说：“王艮思想有接近劳动人民的一面，他反映出广大农民和小生产者的若干愿望和利益，但是有严重的弱点，就是对统治阶级仍然存在幻想，宣扬阶级调和论的观点。……因此，不管他主观愿望如何，客观上是起到麻痹劳动人民革命斗志的作用”。

哲学家张岱年在《中国哲学史纲》中说：“王艮的门人所谓泰州学派，尤勇于任事，依其良知，敢作敢为。此派流弊则是狂放空疏。一切都不研究，只凭意见。这些王学左派又多好禅学，结果流为狂禅。但是，张岱年近年在《王艮与泰州学派·序》中说：“泰州学派是明代后期的一个独特学派。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出身平民，是一个平民思想家”。

哲学家汪奠基在《中国逻辑思想史》中说：“李贽和王艮都是所谓‘王学’的左派。他们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反对盲目‘愿学孔子而不问是非’的虚伪传统，认为‘百姓日用即道’，真理就在现实生活的认识中”。

哲学家肖父、李锦全主编的《中国哲学史》中认为：泰州学派“闪烁着主体功能性的思想光辉”。

哲学家黄宣民在《王艮与泰州学派·序》中说：“泰州学派是明代中叶崛起于民间的一个儒学派别。”有人称之为王学左派，也有人称之为民间儒学派，我们称之为平民儒学派。它的创始人王艮，“由一个识字不多的灶丁，终于成为著名的泰州学派的开山祖，这不单在当时儒林中独树一帜，即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。”

历史已经迈进思想无比活跃、科学文化无比昌盛的二十一世纪，对于王艮与泰州学派，应从实际出发，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，公正、公平、公允地给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。

王艮出身贫苦劳动人民，他终身布衣不仕，始终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，他是与下层劳动人民群众同呼吸、共命运的；他的学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被压迫、被剥削阶级的利益，具有反封建专制、反封建道德传统、反正宗圣教的战斗精神和人民性；在王艮的学说中，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不完全成熟的社会平等、个人自由、个性解放等思想主张。王艮是我国“早期启蒙思潮的先驱者”；泰州学派“是中国封建制社会后期的第一个启蒙学派”。王艮与泰州学派的这种思想特征，对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，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影响。鸦片战争以后的洋务运动、维新运动、改良运动，也不无受到泰州学派思想的影响。

当然，由于时代、阶级以及认识等方面的局限性，王艮与泰州学派也存在一些弱点和缺陷，如对封建专制认识和斗争的不彻底性、对传统圣学的妥协、对社会活动和斗争方式方法上的“怪异”等，但是，“瑕不掩瑜”，王艮与泰州学派的光彩是永照人间的。